美国一位著名传记作家写的克虏伯史，对我们研究钢铁和军工行业的变迁很有帮助。

公司有400年历史，1968年以后财务危机后才被股份化，之前一直是家族制，财务不公开的私人企业，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欧洲大陆上最赚钱的工业企业。

公司首代创业者因为个人的兴趣以及拿破仑的一个悬赏（要打破英国人对钢铁冶炼技术的垄断），利用家庭积蓄和业余时间在一个小仓库里开始了炼钢实验，最后因家庭财务不济而英年早逝。克虏伯二代在17岁就目睹了父亲的执着遗愿，继续创业。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是喜欢采购欧洲巨头们的产品，而不是扶持本土企业。就是在这样艰难环境下，公司的基本价值观逐渐确立。克虏伯的文化中早早就渗透了“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工人”，“人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创业者就建立了工人养老金等福利制度，后来也逐渐为俾斯麦所采纳为国家福利制度。克虏伯在社区建立针对14岁以上少年的学徒车间，并广建图书馆。而工人作为回报则世代传承手艺，不为其他高薪行业所动。一位战后的矿工的儿子被一家航空公司高薪招聘，他却愿意继续回乡挖矿，只是因为“从我爷爷开始就是这样工作着的”。工人们总结的克虏伯精神是：“勤奋，高效而且知识渊博，完全清楚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似乎比一般白领的素质还要高。

克虏伯所处的鲁尔区是全欧洲焦煤质量最好的地区。便捷的铁路网，水电资源丰富也成就了公司发展的地利。公司早期的炼铁服务的行业包括农具，刺刀，但最终在火炮和铁路两个领域成就了公司的规模和巨额财富。当时全欧洲的列强都来采购克虏伯的大炮，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公司也以采用克虏伯的车轮作为安全性广告卖点。李鸿章当年被克虏伯老大搞规格接待，受宠若惊，买了很多克虏伯过时的火炮和装备克虏伯火炮和甲板的军舰。可以说，中国海防和甲午海战中的主要装备均来自克虏伯。

在克虏伯起家过程中，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很多克虏伯新技术的出现，德国本国的军方往往抱着漠视的态度，直到外国人用好了，他们才会反过来采用。克虏伯家族不仅会沉醉于异想天开的军品手稿，还善于长袖善舞，在政客中纵横捭阖，一面唱着爱国歌，一面卖军火给敌国的方式成功地开拓了市场。

从当时的场景看，在克虏伯发明的重型火炮下，欧洲国家的混凝土工事就像豆腐一样击垮，敌人的肉体和心灵被巨大火炮轰鸣所击溃。每一次技术突破，克虏伯就自比阿基米德发明了抛石器一样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平衡，订单就飞速传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工厂的迅速扩建和工人数量的大幅增长。在一战时期，克虏伯就有了10万工人的管理经验。而克虏伯家族也成为欧洲大路上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在海外拥有大量的矿产和股票投资。

在二战期间的希特勒时代，虽然他们号称对工人实施高度负责的福利政策，但是却以每人4马克的价码租用了希特勒从战败国掳掠来的10万苦力和犹太劳工，他们因饥饿，过劳和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达到36%。在当时的种族歧视文化下，这10万人被定义为动物一样的奴隶，是“没有劳动就没有喂食”，而不是吃饭。由此可见，任何民主和福利政策就像罗马时代一样，都是有区分的。

随着二战的德国战败，克虏伯被肢解，限产，老板被囚禁。而同属军火商的美国杜邦却成为英雄。所以，任何伟大的企业均为国运所系。

当时房屋已经夷平，董事和文书都已经亡佚，市场上唯一的硬通货就是美国香烟。那什么导致了克虏伯，宝马，大众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在经历两次战败的洗礼而越活越好呢？这些孤傲的家族恐龙是如何躲避过冰川纪的严冬而活到当下的呢？这曾是我一直萦绕心中的问题，书中给到了些可资借鉴的答案。

一是政治和文化上对财产私有制的深刻认同。即使克虏伯资产被盟军托管和接管，德国舆论也反对任何非克虏伯家族或者外国投资者染指或瓜分这些资产。因此，战后克虏伯在控制权和企业文化层面均没有受到战争摧残，即便他们和政治走得那么近。

二是技术工人的传承。即便厂房和工人的伤亡，但是那些重型设备却大都没有摧毁。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天性对机器热爱的人民，指尖上那种像钢琴家对琴键的热爱，少年对少女肌肤的流连一样，并没有因为战争和工作失去而受到影响。那些机器即使在闲置，每周也都会有工人来擦拭和保养。因此产业所必须的设备和技能也保留了下来。而在牢狱中的克虏伯老大，也还在思考苏联的T-34坦克的性能弱点。这种自上而下以钻研技能为乐趣的民族实在难以用战争撼动。因此，在巴拿马展上德国人展出的是铁块，中国人是酒，几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

而这两项传承背后的一个潜在契约还是“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工人”。因此，我们在宝马的历史报表中看到非常清楚的一点，资本的利益是安排在工人利益之后的。这种分配机制才可能传承出最卓越的手艺。在战败后，令克虏伯管理层感到耻辱的是他们不得不进行100年来的首次裁员。这是在1.6万在职工人还要养1.6万领退休金的老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比我们现在的社保承担的压力可大多了。

从这点上看，高端制造业和和我们资产管理也非常之相似，都是”PEOPLE’S BUSINESS”。你要让牛奶和牛肉好吃，你还要让牛高兴才行。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背后更多的需要是治理的升级，没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和员工激励，就不可能有好的产业升级出现。

因此，浪漫的法国人总是纳闷，为什么德国在两次战败后更快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在经济恢复上超越战胜国。这在中日的经济对比中也得到了验证。战败国日本的经济恢复可比中国好多了。这可能就是这些民族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政治的淡薄。

在被限制1100万吨产能的情况下，克虏伯开始了惊人的军转民之旅。截止到1968年克虏伯再次出现财政危机，克虏伯在不能扩产钢铁产量的情况下，转而出售自己的装备和工程技术咨询，甚至扩展到包括胸罩这样的轻工产品。因此在韩国和中东，人们开始习惯克虏伯的商标从枪炮坦克上跑到了造纸厂，水泥厂和火车头上面。但是有一样没有变，高品质和高服务伴随的高价格。而与此同时，他在美国的军工巨头杜邦也跑去收购了通用汽车。在其鼎盛时期的60年代初，克虏伯的财富达到10亿美元，进入世界前5大富豪，其他4位分别是3位沙特和卡塔尔的国王和美国石油商保罗.盖帝。

而就在65年后，在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下，克虏伯的日渐衰竭的竞争力开始显露出来，一度裁员8000人。而在这衰竭之路上，政府和银行都抱着大而不倒的思维逻辑，一再在公司遭遇困难的时候予以救助。其在钢铁业的地位也一度被奥钢联所超越。直到1968年，公司终于在财务压力下背弃祖训，被迫公布财务报表，出售股权进入股份制时代。

有一段祖训是：

“会计，金融和估算是行商的第一要务，你务必认真研习直至完全掌握为止。接下来要小心不要轻易受人影响而误入歧途。然后要想永远安全必需要做到我告诉你的一件事，那就是要顶住各种别有用心之人的花言巧语，坚持不走合资公司的道路。”

这对那些效益不错，却为了赚快钱急着引进PE和上市的企业是个不错的忠告。

还有这位家族产业最后一位大管家的话：

“洪水已经退去，相信很快就会见底，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相：少之又少的金子，更多的是遍布的旧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