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核和风险控制机制难以完全覆盖人性贪婪的时候，只有朴素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才是控制风险、成就事业的最后屏障.

"如果你不能独立地思考，你就永远不会干好投资这一行。事实上是，你的对或错不是在于人们对你的赞同与否，而在于你的掌握的事实和逻辑推理是否正确。"巴菲特以此确立投资家的信条。

我们有幸选择成为价值投资者，所有决策的依据无外乎历史的检验、逻辑的合理性和数据收集的客观和可靠性；如果用于投资的钱不是自己的，那还要加上一句，你必须鼓足为践行真理而有可能失去奖金甚至工作的勇气。正如暴政恐怖才能考验出宗教信仰的虔诚，价值投资者如果没有经历熊市的涤荡，只是在酒香陶醉下跟随趋势前行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

巴菲特的投资实践告诉我们的的确很多。如何经营为消费者终极价值服务的企业？如何构建健康的基金服务业？如何对客户的根本利益负责？在市场创新叠出、群情激荡的时候，在考核和风险控制机制难以完全覆盖人性贪婪的时候，只有朴素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才是控制风险、成就事业的最后屏障。

令人奇怪的是，在高度市场经济的美国，巴菲特似乎极度不信任金钱刺激和严谨的规章制度对管理层的约束作用。他反对以期权作为对管理层的过度激励，而对自己所投资的上百家公司也没有一套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和业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在历经国内资本市场10余年的动荡后，我们才略有所悟。为什么已经占绝对控股权的民营企业还频繁出现道德危机？为什么缺少激励的国企里面却经常有真正的企业家栖身？原因是人性的贪婪不在于占有多少，而在于索取更多，如果他缺乏道德的底线而不乏挥霍的上限的话。

在短缺经济中，创造价值的是供应；在管制经济中，创造价值的是垄断；而在过剩的自由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就非企业家群体莫属了。因此，参透企业本质的巴菲特从其导师格雷厄姆"捡雪茄烟蒂"式的"死"的投资理念转换到以企业家为核心的"活"的投资理念，其投资目标都是有显著的内在价值创造动力的企业，而非资源、资金、控制权、销售配额、垄断经营权等外在要素。

巴菲特的50年投资生涯，正是美国二战后的景气50年，也是自由资本主义最繁荣的50年。在他之前的财富创造者大多是垄断财团，卡内基、洛克菲勒、梅隆和摩根是时代财富的创造者和收敛者，那个时代的人们放在床头的"致富圣经"是《洛克菲勒传》，以从中学习如何通过投机和垄断来迅速积累财富。

但从1890年到二战期间，美国的反托拉斯法逐渐成熟。尤其是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第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简称G-S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在业务上必须严格分离,从而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银行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把金融寡头摩根财团一分为二，彻底打破了美国历史上几大财团牢牢分割重点行业控制权的格局。尤其是二战后，美国在全球市场确立了贸易的主导权，在生产要素、资本、控制权市场以及企业的市场开拓空间都达到空前开放程度，垄断行为得到有效监管，自由竞争得以弘扬。自由资本主义充分打开了企业家群体的创业空间，他们在获取公司控制权、组织社会资源、开拓市场方面的能力得到空前释放，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力逐渐转移到有充分授权或控制权的企业家手上。

"巴菲特先生帮世人确立的不只是一种投资方式，还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管理者"。巴菲特极其冷静地在自己的能力圈内进行投资，有节制地扩张自己的能力圈。 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往往建立在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而财务指标仅仅是管理行为的结果而已。涉及到对人和企业的研究，其时间跨度显然要比财务分析要长很多了。一项决策可能要数年才能看清其结果。而看清人的本相，那就更需要时间了，就好像"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蟒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投资一个企业要看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道理。可以在实践中验证的是，基金公司等投资机构但凡实施关注期超过3年的投资计划，成功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例如，其间目标企业管理层的所有行动和发言，包括任何行业的报道，都能增加买入或持有的信心。

投资机构有选择地对优质企业长期持股换来的是管理层的信任。同时，长线投资者才可能为公司的长远价值负责，推动公司治理长期的优化和发展。巴菲特教会我们如何区分有责任的企业家和唯利的商人。前者往往有远大的抱负、清晰的道德和价值底线，执着于事业大厦的建造而非一砖一瓦的堆砌。

比如在投资格力电器的过程中，每当行业出现利空消息、谣传高管信用危机并造成股价大跌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以合适的低价买入的良机，这种信心来自我们对这家公司的长期跟踪，对高层经理人格的信任。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坚持认为，"企业一定要做扎实，长期分红，对长期投资企业的老百姓负责。"而当我们在调研格力的供货商的时候，发现格力是愿意采购质量最好配件的少数企业之一。当一个管理者能够为一个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散户投资者负责的时候，为每一个看不见的零件的质量负责的时候，你当然可以信任他管理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