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股养老帮中国 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2014年03月03日 证券时报网 归江

德鲁克认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在探索和谐的劳资关系。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到德国的克虏伯,美国的通用汽车,还有现代日本工业的崛起,都从劳资融合中获得巨大收益。德鲁克在70年代出版的《养老金革命》中预言“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养老金革命将在美国出现。40年后这个预言已然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实现。据经合组织的最新统计,发达经济体的养老金储备已经达到GDP的100%~150%的水平,而这些养老金的50%投资于股票市场,控制了各国超过半数的股票市值。垄断企业的剩余价值分配权已然为工人阶级的养老金所牢牢掌控。“以股养老”制度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造成的社会矛盾。

这些发达国家建立了主权、各级政府雇员、教育和医疗雇员以及企业雇员等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这些庞大的资金不是选择存在银行等待剥削,而是选择去世界各地去控制最优秀企业的股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然成为一家全民持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不可能靠压榨自己的后台老板——员工来降低成本,而只能靠提高资本效率和技术创新来满足公众资本家的长期增值诉求。因此,杰克•韦尔奇得到提拔,产业结构转型也成为必然之选。

“以股养老”的劳资融合模式神奇地缓解了马克思提到的资本主义“垄断”癌症。即便企业发展到垄断阶段,公众控制的结构导致了它的自律和社会反哺,反而增强了福利国家的偿付能力。与之相反的则是在南美和亚洲部分国家出现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股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资本利得的血液一旦流到这些家族的口袋就止步不前了。肿瘤往往就在这里开始淤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向知识型产业转型困难,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症状就在这里出现。

可能是遗产税和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影响,无论是美国早期的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还是当代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都会把大部分资本转为捐赠基金。这些捐赠资本其实是在用更加高效的市场化手段承接了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职能。小政府因此也成为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养老金加捐赠基金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结构,可能是发达国家跨越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伟大的治理创新。

我们的国家社保加地方社保合计为5万亿,占GDP的比重尚不足10%。而这些社保投资于股票市场的比重不足10%。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在GDP增长都降低到2%的阶段却敢于把养命钱大量投资于股票市场?而我们经济增速尚在7%附近却对股市躲避唯恐不及?

在违约和退市缺位的管制体系下,投资者飞蛾扑火一样投向表现高收益的风险资产。一旦风险积累到足以拖垮经济的时候,全体国民以维稳之名为系统性风险买单。融资高利率、证券高估值,市场高波动也成为资本市场必由之路。在这样的“半程”市场化体系下,养老金只可能龟缩于存款市场,长期贬值和遭人遗弃亦成为必然之选。与此同时,因为没有公众的参与,集中了大量利润的国企成为社会诟病的焦点,无论这些利润来自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还是规模经济。

对比国内外养老金发展状况,我们发现,金融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养老金偿付、资本市场价值回归乃至垄断企业管制这些矛盾,本质上可能属于同一个命题。“风险承担市场化,养老收益股权化”可能是我们国家实现金融稳定、福利社会乃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选择。